世界屋脊汉藏伉俪张廷芳、次旺俊美夫妇特写稿(一)br

四十年后,张廷芳和次旺经常笑着谈起他们的亲朋好友怎样把她称作“当代文成公主”,而称次旺为松赞干布。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奉唐太宗之命远赴西藏,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从而达成汉藏结盟。但是今年岁的张廷芳说:“文成公主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性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相提并论,我自己选择了所爱的人。”

就像许多汉藏结合的家庭一样,张廷芳和次旺俊美目睹了西藏的巨大发展。作为西藏第一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为世界屋脊上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爱情。张廷芳和次旺都是1965年进入北师大的,而他们真正相识还是在校内的思想宣传队里。在那个家庭背景决定一切的岁月里,次旺作为西藏贵族的后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怀疑。张廷芳很同情与她同龄的次旺,因为她的父亲和伯父在政治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她像次旺一样,曾经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

那时一有“最高指示”,张廷芳很快就能编出歌词来,次旺就写曲子、编舞。慢慢地,他们成为宣传队里配合很默契的一对。宣传队要去农村、工厂和部队演出,他们跟着农民一起收麦,休息时就表演节目。张廷芳回忆说,那时他们很被动,只是不自觉的感情流露,却从一开始就遭到家人和亲朋的反对。一位好友问她:“到西藏得吃生肉,你受得了吗?”而一位老师则告诫她,要考虑得长远一些,免得将来连孩子们都要背黑锅。

张廷芳犹豫了两年,那时她还不了解西藏,只知道那里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封建农奴制,高原上生活艰苦,是个“可怕的陌生地方”。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毕业分配因为“文革”而一再推迟,使他们有更多时间相互了解。“我觉得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更是个正直、上进的人。与可信的人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俩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她说。

而在次旺这一边,他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阻力。次旺从1964年到北京,直到1971年才首次回探亲,他把张廷芳的照片带给父母和爷爷看。虽然他是家里的长子,但他的长辈并不反对他自由恋爱。回来后次旺告诉张廷芳,他的家人说她是个“开朗、善良的好姑娘”。婚后俩人一起去了张廷芳父母所在的呼和浩特,二位老人也很快接受了他们的藏族女婿。

不过,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艰难曲折在等待着他们。在计划分配时期,他们同时留在北京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于是他们申请回西藏,那里次旺可以充分发挥他兼通藏汉两种语言的优势。

1972年6月,他们踏上了去西藏的征途,虽然只用了15天,这却是一次充满艰险的漫漫长旅。张廷芳不由得对文成公主充满了敬佩,当年文成公主用了两年多时间才走完了同样的路线日深夜坐火车离开北京,他们

15日中午才到西宁,却找不到去西藏的车。他们住的部队招待所只向军人和军属卖车票。听说50公里外的黄塬有个向普通人卖票的地方,次旺一大早就赶去打听,直到下午6点终于回来。那边虽然欢迎他们,却要凑够一车人才出发,现在只有他们俩。而他们的报到截止日期是6月30日。“我们只是两个书生,不懂得拉关系那些事,幸好那时有很多好心人,”张廷芳说。他们在卖票窗口旁边徘徊,看到一位两鬓斑白、首长模样的人,旁边一个小战士还捧着保温杯。次旺不好意思,张廷芳笑着走上去。首长问她:“小同志,去哪儿?”“去西藏。”当首长得知他们买不到票,就告诉售票员:“他们是支援西藏的大学生,把票卖给他们吧。”于是他们买到了最后的座位,次日一早发车。可是别人的行李已经把车顶堆满,他们只能带几个小包塞在座位下面,他们准备的一大木箱书、纸和笔没法带走。招待所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唐参谋,帮他们找了个石家庄的马连长,正往日喀则拉煤,于是把木箱托他带走。但是马连长说他们得在几周后去羊八井取,不然车就转道去后藏了。6月19日,他们终于坐上老解放车,出发走青藏线。一路都是“搓板路”,张廷芳很快就磕得鼻子、额头都肿了。路上开了很久才停,张廷芳走了好久才找到个土墙解手,后面却是一堆牛头、牛骨,她吓得不轻。那时她还不了解藏族人以这种特殊方式向众神表达敬意。翻越海拔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时,张廷芳刚下车走了一步就跪倒在地,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她无暇欣赏眼前白雪皑皑的山峰。兵站食堂提供的是粥和两根腌辣椒,她却怎么也吃不下。晚上住在纳赤台,她和另一位女士合睡一张单人床,难受得根本躺不下来,就紧裹着衣服,靠着坐了一晚上。

次旺之前听说过高原反应,但从来没见过。看到妻子这样,心里很是不安,不知她能否坚持到。“但那年月人都能吃苦,希望她过段时间就能习惯,”次旺说。“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后悔是没有意义的,”张廷芳坚定地说。终于抵达郊区的堆龙德钦县,张廷芳欣喜地看到,与一路冰天雪地相比,这里有树、草、小溪,一派田原风光。“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真的有到家的感觉,”她说。在市内,张廷芳看到雄伟的布达拉宫下到处是低矮的房屋,走在土路上的人面目不清,因为他们都戴着头巾、大口罩,高原紫外线强,在外劳动必须保护皮肤。次旺的父母远远地迎出门外,张廷芳高兴地发现,他们都能说汉语,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工作过。次旺的父亲很开朗,没什么太多的礼数,“对我像亲女儿一样”。次日,婆婆特意准备了大米粥,那时大米很难找。因为高原气压低,熬得米都开了花,还是一股夹生味。更令张廷芳感动的是,婆婆还特地买了鱼给她吃,而藏族人是不吃鱼的。

与家庭生活相比,张廷芳在工作中遇到了更多的挑战。在旧西藏,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才把男孩送去上学。次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95%

的西都是文盲。张廷芳和次旺都被分配到创办于1961年的西藏师范学校,当时还有另外两所中等教育学校。那时学校里只有不到

300名学生,几排铁皮屋顶的土坯房就是教室、宿舍和教研室。学校里没电,晚上学生只能点煤油灯看书,一会儿就熏黑了眉眼,而老师们虽然有蜡烛也得省着用。

次旺去藏文教研组,张廷芳去了汉文教研组。学校老师里只有几个大学生,汉文组除了张廷芳没有人学过中文,一些教师还不会拼音,更不用说语法、修辞。组长要张廷芳给大家讲讲,她心里直打鼓。大家说张廷芳虽然是从大城市、名牌大学来的,还没有架子,都很认可她。张廷芳教两个班,学生中除藏族、回族,还有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夏尔巴人。一些学生的名字叫“张打拉”什么的,一听就是汉藏家庭出来的。教了一周后,教研组组长去问学生,他回来就笑了,学生们说:这个新来的北京姑娘讲话真好听,“跟广播里一样”,可惜他们一个字也没听懂。张廷芳看着学生们两眼茫然的样子,很着急。她找次旺把汉语生词翻成藏语,请学生写在黑板上。又把形象的东西画出来,比如学《毛主席去安源》,就画雨伞、铁路和矿井。那时没有正式的课本,给学生们教的就是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可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给学生们越讲越糊涂。那时老师们都自己准备讲义,张廷芳自己刻蜡纸,再用油滚子推,可纸又不吸墨,装订好了一抹一手黑。张廷芳告诉组长,学生只有感兴趣、听得懂、用得上,才能想学、记得住,她想借次旺来帮着编教材,组长同意了。于是她和次旺一起编了3册汉字、拼音、藏文注释“三合一”的教材。次旺说,有点像《跟我学》和《

900句》似的,选的都是生活中形象的东西,张廷芳还把小时的歌谣也用上了。比如学生们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就用了“早晨起来,面向太阳”的歌谣。课文对话里还讲了逛街、上课、看电影、找朋友的事,藏族学生模仿能力特别强,老师读了课文,然后请学生当演员念对话,大家都很高兴。

这些看似简单的课程,张廷芳深知必须把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教好,所以备课特别认真。后来张廷芳和同事们不断改进教材,逐渐形成一整套针对西藏师范学校的汉语教材,在整个自治区通用。次旺还编了扬琴教材,因为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支边,教大提琴、长笛等,没有民乐教育。他们帮着次旺搭框架,编了民乐教材,从那时起就注重保护民族文化精华。

(四)艰难岁月对于一位来自内地的女性,在高原生孩子母子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1972

年,张廷芳怀孕时吃得没什么营养,加上缺氧,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晕倒了,他们决定回内地生孩子。那时机票特别难买,次旺连续一周早起排队才终于买着票。学校里只有一部电话,次旺赶紧打电话,托人告诉张廷芳做准备,下午3点到民航局上车,次日上飞机。从到机场还要坐

5个多小时的车,一般人都要在机场过一夜才出发。次旺用车推着行李,婆婆和小姑子陪着张廷芳从西郊走到布达拉宫脚下坐车。张廷芳挺着个大肚子,独自飞到成都,等了两天也没买到卧铺票,而坐硬座又怕出危险,于是她下狠心买了机票,到北京要

88块,那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才66块。飞机经转西安、太原,终于到了北京。孩子出生后不久,张廷芳把儿子留给了呼和浩特的父母,自己又回了。从1974年到1975年,他们过得非常艰难,家里真是多灾多难。张廷芳怀第二个孩子时,没敢告诉家里。1975年元旦,孩子出生时早破水,无宫缩,医生决定引产。张廷芳在医院住了两周,才终于看到一直呆在保温箱里的儿子,小脸青肿、眼睛充血,后来才知道可能导致脑瘫。因此张廷芳一直没敢要求小儿子太严,直到他工作了才放下心来,他智力没问题。

小儿子满月不久,次旺的父亲因肝癌去世了。次旺的弟弟妹妹们都在别的地方插队落户,“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次旺撑起这个家。不久大儿子又得了败血病,医生发了病危通知,而张廷芳产后身体虚弱,只能由她的父母担惊受怕。小儿子5个月大时,张廷芳不忍心让二老受累,去把快2岁的大儿子接回来。走到院门口,看到父亲用小车推着儿子,孩子不敢叫“妈妈”。到了家里,看到别人叫她“姐”,孩子也跟着叫“姐”。几天后,孩子躲在门背后,才终于怯怯地叫了一声“妈”。讲到这里,张廷芳出奇地冷静,只是淡淡地说:“那时好多同志的孩子都是这样。”次旺则说:“每个家都可能有一段时间集中难点,只要一扛就过去了。那时的人分到哪就到哪工作,边疆最需要我们。我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跟北京上海一样美丽。”

年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张廷芳说她不可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这片土地。张廷芳说自己是个严肃的老师,不容易亲近。但她学会了以当地的方式来对待学生,了解、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和心理。有一次她上课时说到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但是声调、语序不同,汉语的量词多而形象,藏语的量词有限。谁知有的学生一脸不高兴,说张老师“看不起我们的民族语言”。张廷芳慢慢地讲道理,渐渐地说服了学生她并没有恶意。

张廷芳说:“培养人,要发现学生的优点、特点,不能歧视表现差的学生,对好学生也得要求严格。”上世纪

80年代末,全国都在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张廷芳支持次旺创办西藏大学,他们认为必须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入手。在“文革”期间,学生们批斗老师,完全不尊重师长和知识。一次学校里一些学生喝酒打架,动了棍棒,打伤同学、破坏宿舍家具,张廷芳坚持给了领头的学生留校查看处分,还找这个学生谈话,讲道理。毕业联欢会上,这个学生向张廷芳敬饮料,说:“当年您处分我,我恨不得杀了你。以前从没有人敢管我,要是早有您这样的老师,我早就成了好学生了。”他挽着张廷芳的手臂说:“我们背地里叫了您4年的‘阿妈张拉’(张妈妈),今天我要当面说谢谢:‘阿妈张拉,托切玛(谢谢)。’”这个学生后来分到阿里旅游局,还时常回来看望张廷芳。

张廷芳和次旺多年来养成了一起散步,谈论工作、孩子的习惯。西藏大学美丽的校园里再也看不到当年铁皮屋的影子了,不远处就是雄伟的青藏铁路河大桥,乘坐火车从北京到不用

50个小时就能到达。张廷芳一直在西藏大学工作到退休,而次旺后来担任了西族学院院长和西藏社科院院长的职务。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最近老大来到西藏自治区团委,与全国各地的年青人一起参加为期3年的支边工作。老人们给两个孩子取的名字是次旺廷措(繁荣、富强)和次旺云丹(知识、智慧)。“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离开了祖国大家庭,如果没有全国各地的投入,西藏不可能有今天的飞速发展,”张廷芳满怀深情地说。(中国日报记者

张峰)环球在线版权说明:凡注明来源为“环球在线:XXX(署名)”,除与中国日报网签署环球在线内容授权协议的网站外,其他任何网站或单位未经允许禁止转载、使用,违者必究。如需使用,请与联系;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环球在线)”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稿件来源方联系,如产生任何问题与本网无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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